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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强力协作方能破解“环境公益诉讼难” 日前， 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各部门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自2015年检察开始以“公益起诉人”的身份，提起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诉讼以来，各级检察已经越来越成为奋战在环境治理司法 线的主要力量，成效十分显著，但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公益诉讼难”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将阻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实现。 “公益诉讼难”，首先难在诉讼主体上。当前我国在公益诉讼主体的选择上，采用“有限主义”政策，即一般由检察或地方政府提起公益诉讼，而其他或团体和个人尚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与其说是适格的诉讼人，还不如说是积极的牵头人。这是因为，检察固然在刑事司法方面专业人才多且经验丰富，但在以民事诉讼为性质的公益诉讼中，检察或政府部门还需要多方的专业支持，否则往往会在专业与专才方面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无法向被告方发起有力的诉讼和庭辩攻势。 其次，“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管辖确定难上。检察的设置一般是依行政区划按级而立，但环境污染案件的影响范围却可能是跨区域、跨部门的。如一只青蛙在水里，问题归水利或水产部门管辖；跳到水田里，归农业部门管辖；跳到道路上，由交通部门管理； 到了饭碗里，则归食品和卫生监督部门管辖。环境公益诉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哪个相关部门不配合，公益诉讼这张牌就打不起来。 “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调查取证难上。无论是普通民事诉讼，还是公益诉讼，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调查取证是审前必做好做足的功课。然而，环境污染案件中，除了因管辖交错而导致调查取证难之外，环境污染案件本身的调查取证也比普通的民事诉讼难度要大。此外，一些法规之间相互“打架”，和地方保护主义作崇，也往往使公益诉讼难以有效维权。 为关键的是，“公益诉讼难”，尤其表现在测定环境损害的“鉴定难”上。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少、费用高、周期长，已经成为公益诉讼开展的不利因素。若鉴定这一环节不通畅，费时、费力、费钱，对打赢公益诉讼仗、获得相应损失赔偿会构成不小的阻碍。因此，应对此合理作出一些安排，如免交或缓交鉴定费， 由败诉方承担等。但这样安排，还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 总之，公益诉讼就是“社会诉讼”，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均应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只有检察牵好头，相关部门配合好，才会形成强大的公益诉讼力量，有力遏止各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和静钧） 关键词：责任编辑：蔡洪坡

公园，勿忘荒野 始于100多年前的 公园体制，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荒野保护模式。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权威认定， 公园“在储备地球自然场域、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园名录已涵盖世界上绝大多数 和地区。 在 战略层面，我国 公园体制建设起步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起步较晚，但在 顶层设计下，我国 公园建设势头迅猛。截至目前，已设立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北京长城和云南普达措等10处 公园体制试点。 公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更不是一般的旅游景区，其设立的初心，是要保护荒野的原生态和完整性，并把它们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而以 公园的形式对荒野进行保护，更体现了荒野独特的价值意义。 荒野被视为生命之源。荒野是所有生命孵化的基质，包括人类自身。在荒野中，旧的物种谢幕，新的物种产生，物种生命体系和自然生态系统不断更新。走向荒野的哲学家罗尔斯顿曾察觉到人的手掌与蝾螈脚掌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由此他认为，重要的就是保留和保护荒野，因为“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的生命之根”。在荒野自然中，生命的奇迹不断上演，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与非生物都具有生命力，都是值得人类尊重和敬畏的生命力量。 荒野有野性之美。相对于钢筋水泥丛林结构的现代城市，荒野是一个呈现着野性之美的完整稳定的生命共同体，有着更加纯粹和本真的生命特质。从荒野中走来的人类，不仅应该是有着文化气质的文明人，还应该展现出自身的本真气息。作家梭罗就曾被这种本真和纯粹的野性之美深深吸引。他离开文明的城市，来到瓦尔登湖畔，住进了自己建造的小木屋，独自体味荒野的野性之美。梭罗坦承：“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在大自然的野性之美中，梭罗感悟到了文明荒漠中的野性绿洲，并由衷发出“生于斯，死于斯，葬于斯，此生无憾”的感叹。 荒野具教化之功。日益厌倦都市文明的后期印象派大师高更，远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并在那里创造出自己伟大的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也许只有在原始的蛮荒与宁静里，高更才能如此深刻地领悟人类的历史命运。其实，作为人类的一种情结和象征，荒野一直承载着我们的精神寄托，并参与塑造着人类历史。早在19世纪末，历史学家特纳就认为荒野具有塑造民族性格的教化功能。其“边疆学说”正是对这一判断的系统论证。 可见，作为维护荒野价值的 公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一种精神寄托，也显现一种思想力量。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净化身心，思考和探究存在的 意义与价值；在这里，勤劳、勇敢、独立、自由、创新等民族性格有可能得以重新塑造。无论是在生存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基础上，还是在宏观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甚至是在地球生物圈意义上，“荒野”都是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并保护的。 (作者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关键词： 公园,荒野保护,自然环境责任编辑：芦静